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歷史發展及其評析
壹、前言
從一出生開始，人對周遭的環境及事物就充滿了探索的興趣及好奇心。基於這種「理解」所遭遇事物的需要，人類從一出現於這個星球開始，就對宇宙的起源、宇宙如何運行、及如何解釋自然現象等問題，提出了種種自己設想的答案。在人類進行對外在現象及事物的同時，我們亦突然驚覺到人類本身亦是存在於這個星球之上，而與其他外於我們的事物一樣並列於自然事物中，於是人類亦對人類本身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又可以分為兩類，即將人類視為自然事物之一，對人類自身做一功能性的考察，將人體各部的器官、組織的運作及形成做一功能性的說明。另一類的研究則是將人類視為這星球上獨特的一群，人類有其獨特的想法（亦可能是唯一有「想法」的生物）。欲對人類的存在做一本質性的考慮，除了對人類存在的目的及意義作一深度的思考外，亦企圖對人類生活整體的社會找出一個解釋的法則來（這法則並不一定是單一的，也不見得是與自然法則同義）。
於是，透過研究對象的劃分，事物（
thing）可分為自然的事物與社會的事物兩種（註一）。依據這樣的劃分，對此兩類的研究又可分為自然科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兩類。（在這裡又產生了一連串的問題，諸如歷史、藝術、哲學等屬於人文學的研究並不包含在這兩類方法論之中？而「科學」這名詞是否通用？這些問題，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內，故先存而不論）。隨著社會學在十九世紀的興起，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自然科學方法論是否有所不同的爭議也日趨激烈。早期的社會學家如Comte、Durkheim等人率皆以提倡以實證的科學方法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其後再加上經濟學、心裡學等新興學科的推波助瀾，更使得以實證論、伽利略式科學方法對社會進行研究的風氣瀰漫於社會學界之中。然而在另一方面，經由觀念論（idealism）傳統下來的思想家，如Droysen、Dilthey、Simmel、Max Weber，及新康德學派的學者等卻開始對這種方法論的一元化產生質疑，從而強調在社會研究中「理解」（understanding）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註二）
這樣方法論是否一元化的爭論至今仍未有定論。然而
Hegal及Marx等辯證論者卻力圖以一綜合兩者的立場來解決兩造之間的矛盾。Hegalian和Marxist在方法論上都強調法則、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然而其法則和實證式因果解釋中，法則的觀念卻有著相當大的分野。依黑格爾主義者的看法，所謂法則的理念即是經由反省式理解（reflective understanding）所掌握到的內在連結關係（intrinsic connection）。（註三）這種發展恰似Hegal自己主張的正、反、和的辯證過程。本文的目的即在陳述上述三類的立場，並說明其中部分重要人物的看法。限於作者個人能力所及，實證論（或是方法論一元論者）將以
K. Popper及Th. Abelu 為代表，反實證論（或是方法論的二元論者）將數及A. Schutz及P. Winch的看法，至於第三類的綜合論者，則將言及以「認知興趣」為本的批判—重建式（critical-reconstructive）的社會科學，主要再介紹K.-O. Apel的思想。當然這樣的陳述並不能完滿的羅列出所有社會科學方法論中重要人物的看法（如M. Weber, J. Habermas等人就有所遺漏），然而這樣的理路發展卻也符合了當代社會學理論的三大傳統（或是派別）--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與批判社會學。在本文的最後，並嘗試對批判性—重建性的社會科學作一簡略的評析。
貳、方法論的一元論者
—K. Popper和Th. Abel
行為主義健將
B. F. Skinner在其「自由及尊嚴之外」一書的序言中曾有下述的論點：研究人類本身的學科至今仍將數千年前Plato、Aristotle等人的著作奉為圭臬，但對研究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學者而言，則Aristotle等人的物理學、生物學卻顯的早已過時而為人所揚棄。其原因使在於研究人類本身的學科並未發展出如同向自然科學般的精密的、正確的方法及程序來。因此Skinner便由從人類的外顯行為作研究出發，發展出他的行為主義觀點而來。
一般而言，
Skinner的這種觀點，發展至今，早已為後人所揚棄或修正。因其將人類視為機械，過渡重視「刺激-反應」的「制約」觀點，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故在本文中所論述到的實證論或方法論者，並不包括這一類將人類等同於其他的生物甚至機械的行為主義觀點。在基本上，本文中所談到的如K. Popper及Th. Abel仍然承認人類及社會的獨特性，然而由於他們對於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所使用的方法認為應該等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故在本文終將其視為方法論的一元論者。
一、
K. Popper的觀點：從
Popper的主要著作之一「客觀知識—一種演化式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的書名便可得知Popper的科學方法論的內容即在於進化的知識論。（註四）而由「客觀的知識」一詞中亦可窺知Popper心目中理想的科學知識為何。在「客觀的知識」一書中的第三章「
Epistemology without a Knowledge Subject」中，Popper劃分了三種「world」或「universe」：一是物理對象或狀態的世界，二是意識或心智狀態的世界，三是思維客觀的世界。（註五）Popper認為傳統的知識論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世界，也就是主觀意識的知識，而這對於科學知識的研究是不貼切的。那麼什麼才是貼切的科學知識的研究呢？Popper認為是對科學問題、問題情境的研究、以及科學猜測的研究、科學討論、批評性議論等的研究才是貼切的。也就是對具客觀性質的、自主的第三世界加以研究，才是Popper心目中理想的科學知識研究。透過對這第三客觀知識世界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主觀的知識世界。而第三世界的特性即在於它是人為的，但也是自主的會對我們造成影響，以及經過人類與第三世界之間的互動，客觀的知識亦會得到成長。所以，Popper要以一生物學式或演化式（biological or evolutionary）的觀點來對第三世界加以研究。（註六）由於
Popper認為科學知識即是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因此Popper又將科學與形上學的分界標準定在理論系統的可反駁性或可證偽性。（註七）如果一個理論愈是精確，就愈易於遭到反駁（經驗內容愈多，則或然率減低），但也愈易使人感到興趣。若依檢驗程度的難易來劃分理論，有完全可以檢驗的理論，有難以檢驗的理論，也有不可檢驗的理論。對於那些不可檢驗的理論，科學家毫無興趣，將之歸諸形上學的範圍。（註八）由上述所引的
Popper關於科學理論的資料，筆者擬再根據其它的資料歸納出Popper科學方法論（尤其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觀點：—演繹因果式的說明，或者可說為科學的目標就在發現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這種令人滿意的解釋中必須使用到普遍性的陳述與自然中的法則）。藉著可測試度的增進，可增加我們對這解釋的滿意度。Popper完全拒斥了經驗主義者所用的歸納法，認為「經驗的理由」（empirical reasons）不能判別「解釋上的全稱命題」（explanatory universal theory）為真，卻能證明其為偽。我們乃是經由方法，而非結果來徵別科學。科學的客觀性不是經由「知識社會學」者式的對意識型態作社會分析而得的，它是屬於科學方法的問題。（註九）
方法的適當運用，可使科學知識獲得重大的進展。社會科學唯一能走的途徑是要忘記一切關於語文上的爭辯，用「所有」科學根本上都同樣的理論方法作為臂助，腳踏實地來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實際問題。（註十）因此所有理論性或概括性的理論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應使用同樣的方法，以達成科學方法上的統一。（註十一）
方法論的統一並不意味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之間沒有區別存在，正如分析競爭市場和分析語言的技術之間亦有其差異存在一樣，這種「技術」上的差別在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內部也會存在。（註十二）
科學方法論的本質在於提供假設
假設
—演繹式的方法論其起點是「非理性的要素」（irrational element）。因此Popper認為所有的科學發現都必須包括「創造性直覺」(creative intuition)在內。（註十三）科學發現的過程除了猜想（
conjecture）之外，還必須再加上反駁(refutation)。科學方法論不是在盡量避免否證，而是寧願接受否證。一個實證或科學的系統只有透過經驗才能加以檢證，不適用「可驗證性」(verifiabity)而是用「可否證性」(falsibiability)作為檢證的標準。（因為只要偏稱的否定命題便可以否定經驗之外的全稱肯定命題。經驗上的方法（empirical method）並不是在意圖解救任何一個理論系統，而是要我們去選擇一個能通過最嚴苛考驗的理論系統。（註十四）所以Popper在理論的否證性的基礎上，提出了「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的方法，並將科學研究的流程列成下式：（註十五）P1→TT→EE→P2
科學研究以問題（
P1）為起點，而後對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暫時性的理論（tentative theory），之後在經過消除錯誤的過程（error elimination），出現新的理論，然後再產生新的問題（P2）。Popper認為知識的成長正是藉由這種不斷接受批判而修正的除誤過程而進步的。K. Popper反對「被動主義」的知識理論（容器式的知識理論；Popper稱之為The bucket theory of the mind），但是也不同意將「預設系統」過度僵化的「主動主義」知識理論。Popper認為Kant 和Hegel都犯了相同的錯誤，因為他們都認定我們的種種預設既不可由決定者更改，也不可被經驗所駁斥。（註十六）若是不能藉由經驗和詢問來修正我們的預設，那這個理論系統將是偽科學或非科學的。在知識論上，
如同第二點所說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加以統一，統一在自然科學的方法之下。自然科學的方法除了是假設、演繹的、可否證的、經驗的之外，它還具有所謂的「科學方法的公共特性」。因為
Popper認為「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方法的社會面」有密切的關連，科學的客觀性不是來自某位科學家「企圖」客觀，而是來自許多科學家的協力合作。科學的客觀性可被描述為：科學方法的「相互主觀性」(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scientific method)。（註十七）「科學方法的公共特性」包括兩個面相：第一要有接受自由批判的途徑。科學的態度意指批判一切事物，即使是權威也阻止不了他們的批判。第二是指科學家皆應避免談論不一致、顛三倒四的問答遊戲。在自然科學中是藉著經驗做為他們爭論的仲裁人的。（此處「經驗」，係指具「公共」特性的經驗，像在觀察中、實驗中的經驗，與「私人」的宗教、美學經驗相反）因此科學的客觀性就建立在每一個學過理解計數和檢驗科學理論的人，都能重複實驗和自行判斷。（註十八）
Popper反對其目的僅是瞭解社會力量和意識型態的知識社會學的科學知識的決定理論（theory of 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因其會陷入「強化的獨斷主義」（reinforced dogmatism) Popper 認為我們需要透過實際檢驗的假設方法來成立一種社會工程學，並由細部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來驗證其成果。（註二十）科學還在學習中，還在逐漸剝落其外殼的歷程中，歷程也許永遠不完滿，但是並沒有一種固定的柵欄，足以令它馬上停止。（在原則上，任何設定都能被批評。（註十九）
在社會學理論上，
由上述的觀點看來，我們可以如此說：
Popper的社會科學觀點係站在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立場，主張了方法論的一元論，而這種方法正是嘗試，並消除錯誤的零碎、細部的實驗，它是有別於傳統科學歸納法，而使用假設—演繹的方法。
二、
Th. Abel的觀點：理解是一種運作「理解」是社會科學家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所常用的字眼與方法。我們常會說「解釋」自然現象，但很少說去「理解」自然現象（除非我們去「理解」自然現象與我們人類本身的關係）雖然絕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家對「理解」這概念的看法並不分歧，然而卻沒有什麼人去描述這種「方法」的本質，因此
Th. Abel寫了一篇「The Operation Called Verstehen」將「理解」的語意予以釐清。雖然Th. Abel將「理解」視作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然而筆者認為其所講的「理解」近似K. Popper所講的「創造性直覺」或「臆測」，真正知識的增進仍有賴客觀的實驗統計才能得到「確定」，甚至Abel也將「理解」作了詳細的分析與解釋。因此在本文中，筆者仍將其列為方法論的一元論者。（註二十一）Abel在「The Operation Called Verstehen」中曾分三大部來對「理解」加以評析，以下筆者即按此理路來說明Abel的觀點：
對「理解」的說明：
Abel在此所用的方法是從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詳細對「理解」進行考察。Abel認為「理解」所帶給我們的只是「確定」某事「可能」如此發生，而這樣的「確定」是來自我們自身的經驗，因為我們在很早以前就確定了刺激—反應間的連結，我們才能理解事物發生的可能性。
Abel並列出了進行理解的步驟。他以天冷為例加以說明。
(A)，所以體溫降低(B)低溫
為了要使熱產生
(C)，所以去生火(D)一個人感覺冷
(B’)時，就會去想使自己感覺溫暖(C’)(1)(2)是條件與結果的關係，均是分開的事實，第(3)項則是機體的感覺，但經由(3)卻可以將(1)A—B與(2)C—D連接起來，使 C—D 成為A—B的結果。Th. Abel 稱B’—C’是一種行為箴則(behavior maxims)。Th. Abel這樣解釋「理解」的過程，事實上是一種準目的論式的因果解釋。因此他認為在我們進行理解時，是有著兩個重要關鍵的：一是將外顯事實的「內化」，另一則是透過個人經驗的「行為箴則」使得事實間的連結可理解。
對理解的分析：
「理解」的行動的特徵就在於一種對於人類機體內的中介過程基本假定（postulation）。當行為的發生已合乎我們的內在連結時，行為的發生對我們來說是似曾相似且是期待中的。但行為的發生不合於我們已有的內在連結時，我們必須凸顯中介歷程，將外在情境「內化」，引入機體的感覺，才能對看似弔詭的行動加以解釋。特別是一切實證的、統計的資料都付之闕如時（像解釋歷史的原因時），我們更需要藉情感狀態嘗試將事件與較早發生之事件串連在一起，彷彿它們之間真正有關係的一樣。
Th. Abel認為「理解」行動包括了三個步驟：
內化外在刺激：在我們企圖內化外在刺激時，其方法常是獨斷的。這要去想像我們的情感狀態是因為受到特定情境或事件影響而產生的。有時我們對所欲進行理解的事物雖無直接經驗，但因有「相似」的經驗，我們可以想像得之。
內化所得的反應：我們也沒有確定情緒狀態與反應行為之間連結的特殊技術，在我們描述個人的行為動機時，我們仍須運用想像力。我們可以這樣說：任何一個特定的行為都可視作是由某事件所產生問題的解決方式。
將內化的結果應用在行為箴則上：行為箴則不是從實驗歸納而來，而是經由內省及自我觀察的個人經驗中推論出來。行為箴則在先後次序下連結了兩種情緒狀態，建立了兩者間的函數關係，使得它們的關係對我們而言是自明的。行為箴則的基本假定是：其他人的情感狀態都是和我們類似的。
對「理解」的評估：
Abel認為「理解」運作過程的主要特徵就在於它是將個人經驗應用在所觀察的行為上。假如我們能將事物間的連結類推至我們經自省使能確知的事物上時，我們就能夠理解到某個觀察或假定的連結。因為「理解」只包括了我們對已有知識的應用，所以理解不能看做是一種發現新知的方法。此外由於「理解」太過依賴個人經驗的知識，所以它的解釋大多只是意見的表示，其合理性也不客觀。
正由於「理解」有上述的限制存在，Abel認為理解只對我們主觀的認知有幫助，對客觀的有效性並未有任何的助益。「理解」在科學探究中的正面功能是幫助我們在探究之初建立假設，解除我們因不熟悉時所產生的憂慮感。但若要證實某些東西的話，我們仍需要其他較為客觀的方法。
由上面Abel對「理解」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基本上Abel仍肯定了「理解」在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在Abel心目中，「理解」仍不脫方法的層次，甚至在擴展知識上仍不及統計、實驗等自然科學的方法。Abel意圖將理解與「擬情作用」等量齊觀，強調心理層次之情感作用，而忽略了精神層次的高級理解。（註二十二）事實上，「理解」不單純只是一種心理層次的擬情作用，根據詮釋學派的看法，它還統合了人類的認知、評價、行為過程成為高級的精神活動，這種活動又在整個歷史過程與社會過程中做一種辯證式的、對話式的開展。（註二十三）以此觀之，Abel的「理解」時有意義太過狹窄之嫌。更何況，Abel所欲追求的客觀性，應是等同於自然科學中的客觀性，也就是歷經重複的檢驗其結果仍相同的「絕對性」。然而以「理解」（個人經驗所建構的「假設」）作為其研究起點的社會科學是否真有必要達到客觀的要求亦是一問題。「自然科學方法至上」的觀念充其量只是一群科學家的信念系統而已，若依照方法論一元論的看法，這種「信念」仍須經過嚴格的檢證，否則它也只是一套偽科學而已，然而像這種信念又是在科學上無法檢證的「預設」與「直覺」。依此推理下去，不僅社會科學中無具「絕對性」的客觀性，甚至自然科學中也沒有真正的客觀性。依筆者認為，客觀性應是與主體相對應的「就客體言客體」的性質，客觀與「絕對」並不同一，它仍須連結到一個認知主體才有意義。（註二十四）社會科學中的客觀性應是屬於這種與主體相連的「客觀」。
貳、方法論的二元論者
—A.Schutz和P.Winch
對於上述以自然科學方法論來統一科學方法論的立場，令一派學者有著不同的反省。這樣的反省是來自於他們認為人類行為的解釋和自然事件的解釋根本上就是不同的兩碼子事，因此若認為所有「成功的」解釋都必須統一於相同的演繹模式，在根本就是一個相當大的誤解，所以有人主張對人類科學應作詮釋學的考察
(hermeneutic approach)，認為關於人類行為的解釋應包括從行動者的觀點來解釋、重視社會行動的意義。（註二十五）對方法論一元論的反省通常來自兩方面：一是較溫和的、調和的觀點，以
Max Weber為代表，認為一個完滿的社會解釋應包括了對社會現象的因果解釋與其背後的意義說明。但另一派學者則持不同的看法，他們主張更激進的觀點，認為我們應以純解釋的眼光(purely interpretative terms)來看待歷史家與社會學家的工作，以Dilthey , Collingwood等人為代表。（註二十六）這些古典的反實證論者的主張，到了二十世紀有了更新的發展，尤其是受了晚期Wittgenstein哲學的影響。晚期的Wittgenstein認為語言的意義與用法(use)有關，我們要理解任何有意義的片段（無論是行動或是言語）時，都必須將其放入適當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中來看。（註二十七）而H.—G. Gadamer的「視野交融」(fusion of horizons)更說明了理解社會行動的適當形式就像是詮釋「原典」(text) 一樣，詮釋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遠離自己，我們必須建立起自身與所欲評價對象世界的關係。（註二十八）本文中所欲討論的
Schutz和Winch即深受Weber與Wittgenstein的影響，為限於筆者個人能力有限，尚不及討論到H.—G. Gadamer與J. Habermas的思想，此一缺憾只好等將來再行補足了。一、
A.Schutz的觀點—社會世界與社會行動的理論與
Popper不同的是，A.Schutz雖生於維也納（Popper也是維也納人），但Schutz在後來卻深深地受到了現象學的開山祖師（Edmund Husserl的影響）。因此在B. F. Skinner等行為主義學者大舉鼓吹人類行為的「外在」觀點時， Schutz卻主張由「內在」的觀點來理解人類的活動，並且認為主觀的理解也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客觀性來。從Schutz的將社會行為化約為典型行為或典型動機方法看來，Schutz亦相當的受到M. Weber的影響。以下即就Schutz的「Social World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的內容條列出Schutz的基本觀點：（註二十九）1. Schutz認為行為主義者倡導的目的原先是要在一真實的人類世界中去描述真實的人類行動， 但是其錯誤 也是在於要以一個幻想的世界去代替社會的真實面，行為主義論者自以為已經找到了最佳的方法論原則。
2. Schutz也對另一派的社會科學家的主張感到懷疑。這一派學者主張整個社會世界及其中的人物、制度都是一有意義的整體，但是研究者只要去研究這些對我們研究者、觀察者有何意義即可；不必去探究它們對行動者有何意義。因此只要我們自己有系統地去收集關於社會世界的事實，去將事實歸類在適切的範疇下，並研究其發展的規律性，我們就可發現到這個社會世界的基本原則。至於主觀性的問題就留給心理學、哲學、形上學去處理。Schutz的觀點認為：像這類的社會科學都無法立即地去處理真實的社會世界，而只是有技巧性的、權宜的去選擇一些不與事實顯然相抵觸的經過理念化的形象世界。社會世界無論如何總是人類活動的全體，在問「社會世界對我這觀察者有何意義？」 之前，恐怕還得對「這世界對 生活其中，被觀察的行動者有何意義？」這問題先加以回答才是。
29. 在我們決定研究社會世界究竟是採主觀參照架構或客觀參照架構之時，30. 我們就已限制在一經過選擇的架構下來工作。當研究遭遇過多問題時，31. 我們可能必須去接受其他的參照架構與32. 解釋標準。Schutz的這個觀點，33. 不34. 僅令人想到Paul Feyerabend的「35. 知識論的無政府主義」36. ，37. 提倡一切38. 想法都可試試看、做做看。而39. 社會世界的研究必須維護主觀的觀點的原因在於：真實的社會世界不40. 應被科學觀察者以一種建造的、幻想的、不41. 存在的世界所取代。
42. 我之所以會進行對43. 社會世界的研究，44. 在於這世界對45. 我有意義。我生於這世界並在其中成長，46. 我最感到興趣的事物，47. 應該是那些與48. 我自身有關，49. 能促進或妨礙我計畫實現的事物。同50. 樣的，51. 這世界不52. 只對53. 我有意義，54. 對55. 其他人也同56. 樣具有意義。社會世界應是我們所有人的行動場所。因此當我們嘗試去理解他人的社會行動時，57. 應該嘗試著在他人的行為感受、心態中去理解。正是這些行為、感受、心態使得他們對58. 所處之情境採取特有的態度。
59. 對60. 自然事物與61. 對62. 社會性事物進行的「63. 理解」64. 有所不65. 同66. 。「67. 理解」68. 自然事物所表示的只是獲得與69. 自然事物相關的組織知識，70. 是指71. 以一種經過驗證過，72. 較具一般性的其他事實來解釋目前所觀察到的自然事實。然而73. 當我們在進行理解社會性事物時，74. 由於所有的社會性事物都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75. 我不76. 得不77. 去考慮人類進行這活動的動機。如果我無法真正理解社會活動中行動者的真正意涵時，78. 我永遠也無法真正的理解到社會性的事物。
79. 由於Schutz主張，80. 當我們要去瞭解其他人行動時，81. 必須先知這行動者的動機。所以Schutz對82. 動機作了相當詳細的劃分：目前動機 (in—order—to motive)和原因動機(because motive)。前者與83. 未來有關，84. 等同85. 於行動所欲實現的對86. 象與87. 目的；後者則與88. 過去有關，89. 是行動的原因、理由，90. 是行動的出發點(terminus a guo)。因此目的動機與91. 生活計畫有關，92. 原因動機則是經過反省行動所得的人格系統的基本要素。欲理解他人行動，93. 就必須先理解他們的原因動機與94. 目的的動機。甚至當我們欲理解一個從未謀面過的陌生人時，95. 我們只要能發現到「96. 典型行動者」97. 的「98. 典型動機」99. 即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同100. 一個社會世界中，101. 所以我們能想像當我們處於相同102. 情境受到相同103. 的目的動機與104. 原因動機的引導時，105. 我們也會做出類似的行動。如此我們便能理解他人的行動。
106. Schutz也對107. 社會行動作了一番解析。由於我們不108. 可能脫離連接我自身與109. 其他人的社會關係，110. 我的社會行動不111. 只是朝向他人的身體而112. 已，113. 我還希114. 望引起他人的社會行動。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115. 我個人的社會行動的目的動機成為他人社會行動的原因動機；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116. 他人的目的動機成為了我的原因動機。Schutz因此認為所有的社會關係的原型都可表示為動機間相互的連結。
117. 為了兼顧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觀性與118. 客觀性。Schutz提出了Weber的「119. 純粹類型」120. 的概念，121. 亦即是在社會舞台上建立起行動者的「122. 純粹類型」123. ，124. 將125. 行動者的動機視為其心中不126. 會改變的動機，127. 如此研究者便建立了一種個別的純粹類型。因為這種純粹類型的形成，128. 其中對129. 於典型事件的選擇、典型要素的決定，130. 均是經過客觀討論的概念名131. 詞，132. 所以他們是可被批判與133. 證實的，134. 同135. 時也不136. 是隨意就可形成的。Schutz並提出的幾個純粹類型的規準：適切137. 性(relevance)充足性(adequacy)、邏輯一致性(logical consistency)與138. 共存性(compabitility)。
總歸來說，
Schutz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特別重視「理解」的方法，而且係以「理解」作為研究社會科學與行動的方法的主體。這些與Abel是不同的。而且Schutz認為社會世界與社會行動的研究應重視「內在」的行為（即動機）亦可說與行為主義有著重大的分野。不過由於Schutz太過重視主觀的論點，將社會行動的研究化約到對於社會關係的研究（意即是人與人間動機的連結），實際上也忽略了Popper所謂的第三世界的自主性。蓋社會性事物雖為人手所造出之產物，然而畢竟仍是脫離人身體之外而存在而成為人類認識的客體。從另一方面來說，「動機」無法用以解釋人類的全部行為，仍須考究行動者當時的歷史社會背景及其生活史，才能真正地深入去瞭解，更何況有時還有無明顯動機的強迫性行為。此外Schutz為了兼顧主觀性與客觀性，提出了個別的理想類型，並且提出了幾個規準。其形成「個別理想類型」的方法應不同於Abel所用的統計或實驗的方法，而是研究者透過自身想像、經驗所得的「在那樣的情境下，我也會有那樣的行為」，所以我理解他的行為。但經由這種「設身處地」的理解所得的純粹類型是否合乎其他自然科學家的客觀？儘管「純粹類型」是經過客觀的討論的，但是最後的決定仍須訴之於標準，這樣的標準又從何而來？儘管Schutz的觀點對筆者產生許多的疑義（這疑義可能由於筆者對Schutz的理解不夠而來），但Schutz的理論對我們仍饒富意義，尤其是對我們目前仍瀰漫著實證研究風潮的國內社會科學界而言。
二、
P. Winch的觀點：社會科學的概念正猶如
Dray在歷史哲學中的處境一樣，P. Winch對社會科學中「分析」哲學也有所批評。P. Winch在1958年所出版的「社會科學概念」(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一書對社會科學的實證論加以攻擊，並且主張對社會現象進行理解時，所用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完全不同。一般說來， Winch的作品部分地受到Max Weber的「理解」方法論與英國的里格爾取向的學者（如Collingwood和Oakeshott等人）的影響，不過最主要的影響仍是來自於晚期的Wittgenstein。（註卅）
Winch這本書主要在討論社會行動(social behavior or social action)的規準。社會科學家必須理解行為資料的意義以將其轉變為社會事實(social facts)。那麼社會科學家怎樣完成「理解」的工作呢？他必須藉著能決定行動者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的概念與規則(rules)來描述事實。因此對於社會行為的解釋、描述都必須使用和社會行動者相同的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所謂「擬情式的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參與「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能力(ability)。因為Winch可以說是從事社會科學先驗方法論的研究。（註卅一）而J. Habermas則認為Winch企圖在建立一套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社會科學先驗觀念系統，若要掌握到社會的研究，必須參與語言遊戲的規則。
由於Winch企圖建立一套不同的社會方法論的系統，所以筆者將其分類在方法論的二元論中。以下即參考Winch「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一書，將Winch的一些觀念羅列如下：
1.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在於有意義的行為（meaningful behavior）。依照Weber的劃分，一是行為主體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行為（Frued的潛意識也可是有意義的，只要行為的動機對行動者而言是一具有意義的理由即可），另一則是傳統性行為（traditional behavior）。(Parsons認為傳統性行為不是一習慣，而是具有規範性格的行為)。依照Winch的看法，傳統性行為是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是在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中應用了規則(rule)之故。投票行為之所以有意義，不僅是個人經過思考之後投下的原因，而是要放入整個民主社會制度來看。投票行為要有意義的先決條件在於投票人必須居住於某些特定制度下及投票人要對這些制度必須有某種程度的熟悉。
2.Winch認為規則的概念在有意義行為中佔有重要的地位。Winch曾受其影響的Oakeshott便認為「人類行為的形式不是透過一套外在的教訓(precepts)就能包括。活動超越（goes beyond）於教訓之上。」但Oakeshott認為習慣（custom or habit）就可以解釋人類大部分的行為，Winch卻深不以為然，Winch認為人類的行為不是「habitual modes of behavior」（習慣性的行為模式），而是「rule—governed behavior」（受規則所制約的行為）。Winch認為反省的原則（reflective principles）是人類之所以具適應性的主要原因。人類不同於動物之處在於，動物是被制約成遵照某種方式去做（be conditioned to do in a certain way），人類則是在某事的基礎上知道去做些什麼（know something on the basis of something）。
3.Winch認為社會科學中所用的「理解」若置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上有其困難之處。像J.S.M.ill所主張的「研究人類本質的科學至少要發展到像自然科學中潮汐學的地步」；即是基於「心靈法則」（laws of mind）存在的基本假定。Winch對此作了程度相異並不等同於本質相異的批判。因為Mill認為所有解釋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邏輯架構，所以Mill引伸自然變化和社會變化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的論點，只是社會現象遠較為複雜；而Winch卻認為事情並不是「更為複雜」那麼單純而已，若從另一角度來看，是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在本質上（in kind）就有所不同。一粒沙子與一堆沙子並非只有量或程度的不同，雖然其界線並不明顯但仍有區別存在。
4.有一派學者承認對於人類行為的解釋，必須訴諸於我們對生活形式的知識，但是他們仍認為欲理解社會制度必須作實證的歸納（empirical generalization），一致性只有在這樣的過程才能掌握住。Winch則認為關於一致性的敘述實際上便預設了同一性判斷的存在，這實際上就與某些規則的存在有關，人類行為既受到規則的支配，就必須依賴這些規則所依附的社群活動（community activity）中的社會脈絡。為了要能真正地理解一個科學探究者的行為，我們必須要考慮兩種關係：一是研究者與研究現象間的關係，另一則是研究者與其他同輩科學家之間的關係。因為研究者要描述一對象，必須要有一溝通的模式，這就必須放回到他與同儕科學家之間的關係來看。如此這兩種關係的理解是缺一不可的。
5.Winch認為在自然科學中我們僅需處理一套支配科學研究的規則（預設了同一性判斷的規則），但在社會科學中則需要有套規則去指出什麼才是做同樣的事。就算我們說對於社會活動模式的理解包括了對規則的知識，我們也絕不能說它等同於物理規則的知識。因為研究社會科學應有著反省式的理解（reflective understanding），研究者會發現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並不來自研究的社會活動形式本身，而來自於整個研究的社會脈絡。
6.社會研究中的預測（predicition）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的預測。我們可以預測某人將如何行動，但不能說預測不準時，我們所做的預測便是「錯誤」的，規則並不意味在某些情境下一定被如此的決定。因此Winch認為就算所有的原初條件（initial conditions）都知道了，我們也無法預測歷史趨勢的確定結果，歷史的連續與人類的決定是息息相關。在社會科學中亦是如此（人類決定的結果無法完全由社會脈絡中的先前因素所決定），我們永遠無法作關於社會發展的自然性預測。
7.Winch對Weber注重統計方法的論點加以批評。認為只有「理解」才能掌握人類所言所行中意義的要點，而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解是與哲學家活動緊密相關的。（如擬情、歷史性想像等）
總之，在
Winch的科學方法論中特別重視「規則」及「社會脈絡」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同時也討論了人類的溝通語言與社會實在間的關係。Winch討論「理解」的概念時，也不落入以心理或直覺為取向的窠臼，而是以晚期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的理論來進行討論。因此對理解的看法，「語言的問題」便取代了「意識的問題」而成為討論的焦點。在詮釋學式的思考中，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不過就整個
Winch的理論看來，卻很容易陷入一種單子論的窠臼。因為若像Winch所說，任何的問題或行動若要有意義的話，都必須放入一套特定的生活形式、文化系統、規則或語言遊戲來看，而不同的文化系統、語言遊戲都只能就其內在規則來看。如此一來各文化系統、語言遊戲之間將成唯一互不能溝通的密閉系統，這將會引起哲學與社會科學上的激烈相對主義。（註卅二）
肆、以人類認知興趣為出發的批判
—重建式社會科學—K-O.Apel的觀點如前所述的，實證論（尤其是維也納學圈的邏輯實證論）在本世紀初至中葉時曾主宰著英美的哲學思潮。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類逐漸對這種實證論背後所根據的「科學主義」展開哲學性的反省。最先是由現象學之父
E.Husserl在1935年的「歐洲人類危機中的哲學」對此一科學的假意象提出批判，指出這是歐洲文化的危機。其後H.-G. Gadamer , K.-O. Apel , J. Habermas , M. Polanyi , 和F. A. von Hayek 等人都把這一科學的假意象視為是「我們這時代最基本的假意識」，認為「科學的意象」只是我們對「人的意象」的一部份。（註卅三）
其中
J. Habermas與K-O.Apel提出了三種主要的人類認知興趣，將「科學主義」的思潮視為是人類的三種認知興趣之一，而詮釋學和歷史學則是基於第二種認知興趣（溝通性理解的興趣）所產生的學科。最後並意圖用「以第三種認知興趣—批判、解放興趣為基礎的『批判—解放式』社會科學」對前兩種學科的對立進行辯證式的綜合。P.Winch稱Apel這樣的意圖是在「引介一種以第三認知興趣為主的科學統一之新概念」。（註卅四）
本文所要介紹的
K-O.Apel本身深受德國自Dilthey , Heidegger , Gadamer而下的闡釋學傳統與晚期Wittgenstein的影響，由「語言問題」或「溝通可能性」出發來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對於科學方法論的一元論、或二元論的爭議，係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為兩種爭議的綜合開啟了一新路。以下筆者擬就Apel所著「Type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Light of Human Cognitive Interests」一文中歸納出Apel與方法論一元論、二元論不同之處，並對K-O.Apel的基本觀點加以敘述。（註卅五）
1、K-O.Apel將科學方法論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歸諸於人類認知興趣有所不同。Apel與Habermas一樣，區分了三種基本而又不同的認知興趣。
對於控制外在客觀周圍世界的興趣（the interest in controlling an objectified environmental world）。
對於溝通性理解的興趣（the interest in Communicative understanding）。
對於批判—解放式自我反省的興趣（the interest in critically—emancipatory self-reflection）。
Apel認為這三種基本認知興趣的概念可以作為當代「科學的邏輯」（logic of Science）的「超驗—語用學」式（transcendental--pragmatic）的補充。因為Apel認為我們討論認知興趣不是在純科學的邏輯中或「實證性語用學式的發現脈絡」（empiric—pragmatic context of discovery）裏討論，也不是透過人類行為外在的動機來討論。Apel以為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s）或知識興趣（knowledge--interests）（註卅六）是「意義構成可能性的規範條件」（normativ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meaning--constitution）或也可稱為「做為人類經驗的有意義對象之組成條件」（th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eaningful objects of human experience）；因此他反對Kant的「超驗觀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以純心靈、意識來形成「超驗語用學」中的認知興趣，而主張以「超驗語用學式」的反省去反省在可能經驗（possible experiences）、實際世界約定的可能方式（possible ways of practical world --commitments）和可能的語言遊戲脈絡（possible contexts of language--games）等之間的內在關連（internal connections）。
依據上述的見解，
Apel認為科學方法不同的問題雖來自不同的知識興趣，但不意味著完全否認科學的統一（僅是否認以邏輯化約進行的科學方法論統一）。因為雖然經驗對象可能有著不同的意義構成，但是透過對科學研究結果有效宣稱的反省，我們終究可以得出下列的結論：所有科學的統一都在於它們真理宣稱（truth--claims）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係透過相互論辯後所達成的「相互主體間的共識」獲得了證實。（the ultimate unity of all sciences as ly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their truth—claims , these should be confirmed by a universal 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 reached by discursive arguments）
2、Apel心中的「理解」不只是限制在意義的解釋與理解上，還包括了到達共識（coming to agreement）的意思。（Winch 曾批判Apel混淆了「agreement in opinion」與「agreement in judgement」，此點留待後面在討論）。因此Apel除了將「理解」視為是語言遊戲之釐清外（這點正是Winch所努力的），他更可以說將「理解」看成是人類對話的詮釋學發展，將「語言溝通的先天性」（a priori of language—communication）視為是瞭解人文社會學方法論的適當基礎。
3、正如同Apel提出三種基本知識興趣來形成經驗可能性規範條件一樣，Apel在科學方法論上也提出了「理解」與「解釋」的互補性觀點來對應於三種知識興趣的互補性。
Apel的互補性觀點可以用下列方式來說明：沒有所謂的「詮釋者」（hermeneutician）在瞭解原典(text)時不先理解原典中具客觀性的材料。同樣的也沒有所謂的自然科學家（natural scientists）在使用法則解釋自然現象時不先理解他同僚的理論、假設及其所處學門的傳統。簡單的說，「理解」與「解釋」不可強加劃分。Apel並據此批評新實證論者所講的「理解」只是心理上對科學有所啟迪的先科學的設想（prescientific device），而忽略了理解與解釋是相互為用的。
此外，Apel更在「理解」與「解釋」的互補性上建立更高層的「互補」。（Apel在此充分的流露了他的「辯證論」性格）。「解釋」的方法對應於第一種技術認知興趣，「理解」的方法對應於第二種的溝通認知興趣。至於第三種的批判—解放認知興趣卻是以準自然法則式的理解與溝通性理解間的辯證交互作用來補足原先互補性的觀點，也就是像前面所說的以經過辯論後所達到共識下的自我反省來進行科學統一的工作。因此Apel的社會科學範圍較前人所說的又擴大許多。
4、Apel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主要區別來自於兩者存有本質不同與對應於不同存有本質的不同知識興趣。Apel提出了下列的分別：
(1)、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本質可以完全加以客觀化。但社會科學卻只能在方法論上作「次要的」客觀化，至於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主體則無法加以客觀化。就連社會科學中準物理學式的行為科學其研究對象都無法完全客觀。
(2)、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方法論基本假定上就有所不同。自然科學的法則式假設只有透過「無溝通」（communication—free）的觀察來檢證，若發現有異常現象則可對原先假設加以否證，表達時是使用別於溝通符號經驗的「記號經驗」（sign—experience）。至於社會科學則不可能以這種「無溝通」的觀察來檢證，異常現象的發生也不足以否證原先的常軌（norm）或經常性（regularities）。社會科學家要進行關於人類行為的假設時，必須先對規則—遊戲的參與有所理解。因此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與兩種語言遊戲(language—game)有關，一是科學家理論的語言遊戲，一是做為人類主體瞭解自身遵循規則行為時所涉及的語言遊戲。
(3)、純自然科學並不處理歷史的問題，因為自然的本質就可決定它的未來，具有可一再重複發生的特性。而社會科學所關心的正是人類社會的歷史，由於歷史具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使得它不可能被客觀法則化。
5、Apel將社會科學的範圍擴大，使其包括了準物理學式的行為科學，歷史—詮釋的精神科學，歷史性批判—重建式社會科學，及準生物學式的系統理論等。其中前三者分別對應於人類的認知興趣，技術興趣，詮釋興趣與批判解放興趣。至於準生物學式的系統雖也重視因果的解釋，但卻是受著詮釋與批判解放興趣所導引的。（註卅七）
基於認知興趣的不同，我們可將社會科學的類型作上述的劃分。由於我們對社會科技的興趣，我們進行價值祛除的準法則式解釋的行為科學。（同樣在歷史中，我們也可有列出先後次序關係的興趣，將「歷史意義」單純化為「事件的結果」）但是在歷史學或詮釋語意學中的價值祛除的客觀化的作用，則是作為具有規範性作用理解的方法論媒介，主要在對我們自身的偏見提出質疑，其目的仍是在具有價值性的理解。至於基於批判
—解放興趣的批判—重建式社會科學則是因為人類溝通能力的限制，「純粹主體間的溝通」不可能發生，為了達成溝通情境的理想化，所以才產生的。這種批判—解放興趣為主的批判重建式社會科學隨著溝通個人自我疏離的雙重面向而主要分為解放個人溝通限制的Freudian心理分析與解放社會溝通限制的Marxist意識型態批判。在批判—重建式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理解」是曖昧符號的釐清與解釋，並且意圖進入溝通式理解的背後去尋求對人類歷史的深度解釋。最後完成的則是類似準法則式解釋的批判，然而基於認知興趣的不同，這種批判—重建式社會科學並必等同於行為科學，而是在解放人類溝通過程中可能遭受的宰制與扭曲。於是在批判—重建式的社會科學中，科學獲得了更高層次的統一。
以上即是關於Apel部分基本觀點的陳述，由於筆者尚未閱讀過Apel的「Toward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和「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兩本重要著作，故陳述起來仍有不夠周延與語意曖昧不清之嫌，若要對Apel的論點予以深度的批判則力有未逮。以下即引P. Winch對Apel的批評作為對Apel論點批判的主要內容，其間加上部分筆者的意見，以期對Apel的思想能有更進一步了理解。（註卅八）
一、Apel將人類基本認知興趣三分的方法，似乎太過簡單化人類的興趣。人類的基本認知興趣是否能化約到這三類基本興趣仍有疑問。例如「好奇心」、「對事物欲追根究底」的興趣，就無法歸類到「技術控制」的興趣，因為瞭解自然，並不光只是為了控制自然，中間絕大部分的成分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欲探求知識之美才是主要目的，實用的目的常只是附屬的。
二、在P. Winch的文章中，用了許多的篇幅批判了Apel的「普遍共識」（universal consensus）的觀念。Winch 認為Apel混淆了「agreement in judgement」與「agreement in opinion」。意見不同的基礎在「同樣的判斷」上，因為有了共同的方法論程序，才能夠決定意見是否有所差異。但Apel所謂的「共識」似乎是指「意見一致」而言。Winch 認為若是要求「意見一致」則會產生很多的問題。以自然科學為例，欲達到「共識」可能還較為可能，但在哲學或社會問題的討論上，則可能見仁見智。雙方經過深思熟慮後最後所做的決定可能仍有不同，但是並不表示誰對時錯，這只是兩種立場的抉擇罷了，結果如何，還得視特殊情況而定。Apel所犯的錯誤就在於以為相同的討論程序在邏輯上會導出相同的結論，事實上，若強調「普遍共識」則反而會對人類社會造成不小的傷害。
三、Apel之所以提出「共識」的觀念，可能在Apel認為若不以此作為討論的目標，那麼討論者就不會真心的提出自己所有的論點來供他人批判。然而在Winch認為這只是Apel本身「超驗反省」的結果，全然沒有對事實做實際的考察。在Winch認為「理解」並不一定要像Apel所說的除了達到意義的瞭解之外，還必須要達成意見的一致。所謂真正的「理解」應該是去瞭解自己在採取某種立場時會遭遇一些困難，同樣的也瞭解到別人在採取立場時應該也會遭到相當多的困難，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去要求大家對同一件事物有相同的看法。
四、Winch 對Apel的理想討論情境中「純粹思維、言談主體」（pure object of thought and speech）的概念亦有所批評。Winch以為我們測量長度的基礎是在尺所具有的「長度」，但實際測量時，我們仍是用尺進行，而不是用length。同樣的，當我們在進行交談、溝通時，我們的對象仍然是具有特質的個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純粹思維主體」。因此在Apel認為是溝通能力的限制的東西，在Winch卻認為這些「特質的限制」（idiosynscratic restrictions）並不造成疏離。因為「一個社會中，如果清除了所有因個別性所產生的溝通『障礙』，那麼在社會中所有深切的人類關係也會隨之被消除。」
上述的批判，依筆者認為並不太公允，甚至還有將
Apel的觀點「極端化」再加以批判的感覺。例如Apel等人並非不是未了解到民主社會言論多元化的可貴現象，其所謂的「共識」也是具有超越性的「預設」。證諸實際例子，人類之所以進行溝通的原因，仍在於「理解彼此的想法以達成最能代表大家意見的『妥協』」。然而有了這樣的「預設」，並不意味著強迫大家一定要達到共識，畢竟這仍是一個理想，一個需要時時藉著批判性反省來清除溝通障礙的理想。不過Winch的批評仍有其必要性，因為他也提醒了我們「普遍共識」下隱藏的危機。
伍、結語
「科學統一」是人類長久以來所追求的目標。遠從古希臘時代，畢達哥拉斯學派（
Pythagoreans）便藉著指出萬物的本質是「數」，而把整個宇宙安排在一個井然有序的和諧次序中，經過中世紀到近代的發展，這種認為科學背後有其統一性的形上學基礎的看法逐漸被拋棄，而著眼於各學科共同語言、共同的工作假定、共同方法的建立。對新實證論（或稱邏輯實證論）便主張物理語言是科學的語言，科學中任何其他次級領域的語言均可以不用改變而直接翻譯為物理語言。經由科學語言的統一，使得心理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並無鴻溝。
注重到語言問題的釐清，的確是新實證論的一大貢獻，自古以來，許多問題的產生都是由語意不清導致誤解所產生的。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經由語言的統一或精確來加以解決。語言畢竟是跟實在連在一起的，若沒有了語言所指謂的實在，那語言對我們就失去意義可言。因此雖然語言型塑了我們的思維方式，造成了我們的世界觀，但它卻是透過實在而向我們如此作的。
所以要解決科學方法論統一的問題，並不是也不應該向邏輯實證論所說的以科學語言統一那麼簡單，因為這等於是向外聲明了所有的實在都等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一樣。然而人類關係千緯萬端，有時我們似乎發現了某些準則或定律在，但立即又被突發的「異常」狀態所否決，社會科學的「解釋」與「預測」似乎與自然科學中的在意義上有所不同。然而這是否就象徵著，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應該有著不同的語言系統來解釋其內所發生的個種現象？抑或只是社會科學在本質上跟自然科學本來就不相同，研究方法只需「理解」而不用「解釋」？但是若依此設想下去，社會科學中若沒有所謂「客觀」的解釋系統，而只是一些「相互主觀性」的客觀，那又如何能滿足人類心中找尋系統、找尋合理解釋的動機，又如何能合乎學問中「以簡御繁」的要則？
在此兩難的情境下，以人類認知興趣為主體的批判
—重建式社會科學倒也提供了我們另一個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理解」與「解釋」的互補性觀點，也告訴了我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為用的構成了人類欲瞭解整個世界的敲門磚。而其超越於一些之上的「超驗反省」更提供了我們批判自身，接納他人的機會，使我們不致陷入獨斷論的危機。事實上，批判的傳統在西方從宗教的桎梏中脫離時，就已成為其思潮中的主架之一。就以本文中所引的學者，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Schutz的經過開放性討論所形成的典型情境，到Apel、Habermas等人的社會批判理論，無一不以「批判」為其方法論中的要角甚或主體。這種開放、相互尊重，而又帶有「批判意味」的討論方式也許可以給我們國內的學界帶來一些的省思。
「附註」：
K. Popper就有「第三世界」的理論，除了物質、意識狀態的第一、二世界外，還有人類思考之客觀的內在世界形諸文字及語言的。因此所謂依研究對象來劃分，實際上仍應詳細說明為依研究目的，並與研究目的有關的事物來劃分為與人類有關的事物與人類無關的事物兩類。蓋自然事物未必是「純自然」事物，亦可能是人類思考所得的客觀知識；社會性事物亦未必是「純社會」事物，人類亦會與自然事物產生交互作用。然而本文中為了對自然科學方法論及社會科學方法論加以區分，所以同意自然事物與社會事物的劃分。這亦是一種依研究目的所作的劃分。註一：這樣對事物的劃分仍嫌粗糙。
註二：參見
G. H. von Wright ,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pp.3~7.
註三：
Ibid , p.8註四：洪庸皖，波柏的科學方法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頁十七。
註五：
K. Popper , Objective Knowledg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9 p.106.註六：
Ibid , pp.111~112.註七：
K. Popper著，傅季重等譯，猜想與反駁—科學之式的增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三六五。註八：同前註，頁三六六。
註九：
K. Popper著，莊文端、李英明編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頁九六二至九六四。註十：同前註，頁九六八。
註十一：同前註，頁卅八。
註十二：同前註，頁卅九。
註十三：K.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 London :Hutchinson , 1959 , p.32.
註十四：同前註，
pp.40~42.註十五：同註五，
p.119.註十六：同註九，頁九六六。
註十七：同前註，頁九六二至九六三。
註十八：同前註，頁九六三。
註十九：同前註，頁九六七。
註二十：同前註，頁九六八。
Th. Abel之觀點，主要引自Th.Abel著「The operation Called Verstehen」一文，筆者曾將此文翻譯出來，載於今日教育，第五十三期，民國七十八年，頁九一至九七。註二十一：本文所引
註二十二：參見楊深坑著，理論、詮釋與實踐，台北，師大書苑，民國七十七年，頁一四七。
註二十三：同前註，頁一五三。
註二十四：同前頁。
註二十五：
Q. Skinner(ed.) ,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6 .註二十六：
Ibid , pp. 6~7.註二十七：
Ibid , pp. 7.註二十八：
Ibid , pp. 7.註二十九：
A. Schutz , Social World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 in D.Braybrook(ed.) ,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cience.註卅：
G.H von Wright , op. Cit. , pp.28.註卅一：
Ibid , pp. 28~29.註卅二：陳忠信，阿佩爾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載於書評書目，
59期，民國67年3月，頁十六。註卅三：同前註，頁四至六。
註卅四：
P. Winch, Apel’s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in S. C. Brown (ed.), Philosophical Disput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2.註卅五：
K.-O. Apel, Type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Light of Human Cognitive Interests, in S.C. Brown (ed.), Philosophical Disput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50.註卅六：在
Apel的文章中有時使用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s）一詞，有時則使用知識興趣（knowledge—interests）一詞，依筆者的理解，使用認知興趣時，大多與人類連用，故應與人類行為主體有關。而知識興趣則多與客觀的意義構成（objective meaning—constitution），較偏於客體的方面。因Apel的「興趣」乃是對於人類知識可能性做起超驗性的反省而來，所以同一興趣在主客體上有不同的顯示。註卅七：
Apel在文章的正文中並未詳細的論述準生物式系統理論係以何種認知興趣為主。惟在註釋中對此有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同文的註27。註卅八：同註卅四。
Pp.51~73.